自由主义的四次“左右之争”（下）

如果说在2016年改良与变革之争时，自由主义者里的变革派尚且缺乏一个“现实基础”，那到2018年时，这个现实基础来了，就是轰轰烈烈的#MeToo运动。

有的人或许会认为，这是女权主义的现实基础，跟自由主义无关；但归根到底，这取决于自由主义者如何理解自由主义，以及如何处理自己与各种社运的关系。一个西方的自由派（liberal）对#MeToo运动会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尽管我们也不是要将西方的liberalism“照搬”到此地，但在中国，#MeToo运动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这就是现实。

中国的#MeToo运动开始于2017年底，一直到2018年7月初，它在自由主义者里都获得了普遍支持。公平地说，这并不是因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普遍具有较强的性别意识，而主要是因为运动首先冲击的是体制内的大学教授。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陈小武、南京大学的沈阳（事发时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的顾海兵和中山大学的张鹏，他们具有体制内成员的身份，且与自由主义并无任何关联。

直到#MeToo进了公益圈、媒体圈和公知圈，自由主义者才认真思考起自由主义与这场运动的关系，因为这几个圈子都有较为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事情的转折点在于青年女作者赵思乐对南开大学副教授熊培云的指控。熊培云是2010年左右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重新发现社会》等，在青年之中影响广泛，而赵思乐曾是端传媒的特约撰稿人，有多篇对中国的抗争者的深入报道，赵思乐的指控自然引起自由主义者的极大重视。相比针对章文和雷闯的指控，赵思乐对熊培云的指控疑点颇多，她甚至不能确定是熊培云有意用书本触碰到她的敏感部位，让人难以全然信服。

7月27号晚，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在自己的朋友圈发了一个长图，对#MeToo进行评论，一石激起千层浪。

文章分为十七个小节，几乎每一个小节都让女权主义者感到难以接受，包括总体肯定#MeToo、被作者自认为“政治正确”的第二小节，因为里面提到女性要学会自我保护。从第四到第八小节，刘瑜阐述为何诉诸司法优先于网上曝光，她所列出的理由也确实符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比如法治、个体主义、无罪推定、比例原则、不能要被指控者自证清白……在第十节，刘瑜认为不应当永远预设女性是“无辜柔弱女人”，这也不符合女权主义所信导的“力量、自主性、勇气”，两性之间应该权责对等。第十二和十三节所引发的争议或许是最大的，因为刘瑜说，流行文化中的“easy sex”观念和某些女性的自我物化也需要为男性对女性的性骚扰负一定的责任。

刘瑜的文章于深夜发出，但在朋友圈的转发却成刷屏之势，主要转发者都是自由主义者，到第二天早上，来自女权主义的批评声音渐渐成为主流。耶鲁大学法律博士毕业的赵丹，是最早回应的一个，《中国的“咪兔”很宝贵，请不要轻易毁掉它》对刘瑜的文章逐一作了反驳，其主要的论点是：性骚扰所涉及的问题，并非仅通过司法程序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涉及深层次的社会权力结构和观念结构，这就是#MeToo运动的正当性；#MeToo的主要目的，也并非将被指控者置于死地，而是让受害者在讲述的过程中自我赋权和重建对他人的信任。

后来出现的一些批评文章，语气更为激烈，大有把刘瑜当作#MeToo和女权主义的敌人来看待的架势。自由主义者对激烈批评刘瑜的声音大感骇然，有一些觉得这是#MeToo运动已经失控的征兆，因为它已经容不下任何批评。女权主义者和年轻世代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这种反应也感到不解，有的认为这是“代沟”，有的认为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于保守”，已经“跟不上时代”。媒体人纪小城写道：“不得不承认，许多曾经的‘自由派，启蒙者在知识结构、行动力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共情上都己远远落后于年轻社运一代……接下来带领中国社运的，也许将会是女权主义者、左翼青年以及工人运动中的行动派。”北大飞认为，以刘瑜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患有严重的“文革恐惧症”：“其症状是：无论看到什么社会正义方面的东西，马上会联想到文革吓得要命，看到持左派理论的人或群体，马上大脑自动的吓唬自己，这些人是不是挺毛的，他们做的事情会不会最终导向又一次文革。”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对刘瑜批评的几人，对自由主义都有相当程度的认同，甚至也自认为自由主义者，比如北大飞。自由主义者关于#MeToo的论争，确实也是一次“左右之争”，这不仅因为被周保松翻译为“左翼自由主义”的liberalism，在西方早已将“性别平等”和“反性骚扰”作为政治正确，而且“左”本身就有“进步”和“平等”的意味，这种“进步”和“平等”如果不包含“性别平等”，那是说不过去的。在刘瑜的文章出来之前，作为左翼自由主义者的林垚曾经写过两篇文章对#MeToo运动表达支持，其逻辑用于反驳刘瑜也未尝不可。

在另一个层面上，关于#MeToo的论争也可以算是“左右之争”，因为这次论争也是对“改良与变革之争”的一种延续。从刘瑜对#MeToo的批评可以看出，她（当时）依然相信某种意义的“渐进主义”，比如她主张诉诸司法、相信程序正义，这对于那些对体制的自我改良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人来说是没有说服力的：司法的程序正义，根基在于司法独立，而在此地，“司法独立”被当作与中国国情不符的“邪路”。有的人可能会说，对于民事案件，政治权力一般不会加以干预；然而，这归根到底取决于案件的影响力，以及当局对案件如何定性。让受害者去诉诸司法，相信诉诸司法能比社会运动更好地实现正义，这本身就蕴含着对现有体制的一种“信任”。

从刘瑜对#MeToo的形式的态度，也可以看得出她某种程度的保守倾向。她虽然自称不反对社会运动，但她设想的社会运动可能更接近于西方社科教材上的那种，以某些领导人物为中心的社会运动。然而#MeToo是去中心化的运动，尽管在中国，一些女权主义者对受害者提供了支持和帮助，这也使得她们对什么样的案子会曝光、什么样的受害者会得到更多的关注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如果受害者自己没有勇气，不愿意站出来，运动也是持续不下去的。正因为#MeToo运动里有一个接一个的受害者勇敢地提出指控，所以它才能实现广泛而深入的自我赋权和群体联结。

刘瑜的文章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对文革的类比，这一点北大飞已经点了出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文革”不仅对官方来说是禁忌，对民间也是忌讳，尤其在知识分子中间。有西方的学者说，战后的西方存在一种“归希特勒法”（模仿“归谬法”而创建的一个词），即任何事情只要能与希特勒的恶行做类比，那其道德上的错误就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是这样，那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也存在着“归文革法”，任何事情只要能与文革做类比，那就是值得警惕的，值得唾弃的。然而随着文革研究的发展，以及新生代左翼青年的出现，“大鸣大放大字报”和“造反派”，似乎也不是那么让人感到惊恐和痛恨。更何况，把在权力操弄下拿到免死金牌的、针对“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字报”，跟在官方眼里属于煽动性别对立和破坏社会稳定的#MeToo陈述粗暴地加以类比，应该是有失公平的。

在这一次关于#MeToo的论争中，并非所有左翼自由主义者都支持#MeToo，自刘瑜发出文章以来，周保松本人对运动一直持保留态度。然而正如#MeToo运动一样，左翼自由主义的构成运动也是去中心化的，没有人可以垄断对“左翼自由主义”的解释权，也没有任何一个左翼自由主义者的态度，可以代表左翼自由主义与#MeToo的关系。#MeToo对左翼自由主义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点出了以往中国左翼自由主义发展所欠缺的性别视角，而且也为其贡献了前进的力量。如果左翼自由主义已经抛弃了渐进主义，且需要一个推动变革的现实基础，那#MeToo运动则必然是这个基础的构成部分。这当然不是说，左翼自由主义能够比女权主义更好地对#MeToo进行诠释，毋宁说，#MeToo不断地翻动社会的权力和观念的土壤，这就给了左翼自由主义机会，对它们进行重新整合。然而，如果左翼自由主义者不能对自身的观念结构做出同样革命性的整合，那他们迟早会走向其所拥护的事物的对立面，或在精神分裂中丧失参与前进的动能。

川普主义与反川普主义

2020-2021年的川普主义与反川普主义之争，作为“左右之争”并没有什么争议，因为大部分参与论战的人就是从“左右之争”来理解自己与对方的论争的，比如郭于华的文章《观美国大选，想中国问题》，其中一节就是“左右之分”，并对“左”进行了无差别的炮轰，滕彪的《走入歧途的中国自由主义——中国泛民派知识群体右翼化与挺川现象》不仅在标题已经将对方称为“右翼”，而且在文章中也为“左派”与“社会主义”做了某种意义的辩护。所以这次论争，更加像左右两翼的自由主义对过去二十年来的分歧进行总结和清算。

论争的缘起是2020年的美国大选，围绕着是否应该支持川普，2020年总统大选是否存在舞弊，以及2021年初川粉攻占国会究竟算什么性质，自由主义阵营里的挺川派和反川派打起了激烈的嘴仗。接着，挺川派联合出版了《川普主义》，反川派针锋相对，出版了《川普主义批判》，而在台湾的《思想》杂志，则推出“解读川普现象”的专题，向两边的知识分子都发出了约稿。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右翼自由主义或者保守派自由主义明显是论争的中心，《川普主义》主要在阐述己方的观点，《川普主义批判》主要在批判对方的观点，《思想》的文章，阐述川普主义和批判川普主义兼而有之，但左翼自由主义的观点，基本没有得到陈述。不过刘军宁在2020年7月7日的网文中概括了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13条立场对比：多元化种族配额／教育权利平等；大麻合法化／反对大麻合法化；支持堕胎／反对堕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无信念信仰／信念信仰；大政府主义／小政府主张；同性婚姻／男女结合婚姻；全面禁枪／反对禁枪；增税／减税；接受非法移民／接受合法移民；随意冒名投票／有ID才可投票；完全开放边境／加强边境执法；奥巴马医保／反对奥巴马医保。前者代表民主党，后者代表共和党。他问，如果你在美国参加大选，你会投哪一边？

郭于华发表在《思想》上的文章，也对左右两边的立场做了归纳：“左右之别是存在于无神论与信靠神之间，在辩证法与逻辑思维之间，在平等与自由的价值之间，在激进革命与审慎变革之间，在推翻重来与尊重传统之间，在理性主义和理性有限之间，在标新立异与基本权利之间，在创造规则与自发秩序之间，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之间，在致命的自负与承认人性弱点之间。”

然而，这些都很难说得上是对中国左翼自由主义立场的陈述，因为中国左翼自由主义的立场不等于美国民主党的立场（且上述概括也不见得是对民主党立场的准确描述，一些概括过于简单化，明显有污名化对方立场的用意，如随意冒名投票、完全开放边境、致命的自负等），而郭于华所说的“左”，更是包括了中国的老左派和新左派，只是她觉得并没有必要把这两者与左翼自由主义区分开来而已。

这说明了这些保守派自由主义者对左翼自由主义有相当强的敌意。我们不妨从另一边，看看左翼自由主义者对保守派自由主义的总结，保守派自由主义者在多大程度上会同意？周濂的《华人川普主义者的三个迷思》，对所谓的川普主义者（代表大部分的保守派自由主义者）的理念（他所谓的“迷思”）做了概括：

迷思1：圣经造就美国：只有回归盎格鲁—新教传统，才能拯救美国和西方文明。

迷思2：美国正在社会主义化：无论是经济安排还是文化道德，美国正在不可挽回地滑向社会主义。

迷思3：曲线救国：惟有川普继续执政，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推动中国变革。

针对每一个迷思，周濂都做了相应的反驳和批判。应该承认，即便川普主义者不同意周濂的批判，但这几个描述还是符合他们对自身立场的理解的。

滕彪在《走入歧途的中国自由主义——中国泛民派知识群体右翼化与挺川现象》中对“右翼化的泛民派”也有一定的概括，比如市场原教旨主义、小政府主义、反对分配正义、厌恶一切“左”、信仰基督教、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共（中国共产党）情结。假如将“市场原教旨主义”、“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换成更中性的词语，这些概括保守派自由主义也未必会反对。

不过，发展到这个阶段的右翼自由主义，跟2011-2013年期间与周保松辩论的那些，已经不太一样了。他们对基督教信仰的强调，逐渐盖过了他们对自由市场和小政府的执着。右翼自由主义的“基督教化”，在刘军宁的《保守主义》就蕴藏着萌芽。在第一章第五节“一般原则与基本信条”里，刘军宁就提到保守主义相信存在着“超越性的道德秩序”：“保守主义者通常相信存在着一个超越性的、客观的道德秩序。在基督教和社会中，这种保守主义信念来自自然法，来自上帝。”在第六章第六节“宗教之维”，他说：“保守主义特别强调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它认为，宗教组织的普遍存在可以制衡现代国家的集权倾向，没有一个独立于国家权力的强大的宗教组织，公民的自由就会变得十分脆弱”，同时，“宗教的繁荣通常会对一个社会起着巨大的稳定作用。”因此，“宗教作为社会中的精神与道德事务的权威源泉，在公共生活中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自由主义者的基督教化，作为一条暗线，内里汹涌澎湃。在2000年代和2010年代，一些以往知名的自由主义者，突然皈依了基督教，其中最典型的当属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王怡、冉云飞和李英强。王怡是“70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曾经发表过一系列与宪政主义有关的学术文章；冉云飞是牛博网和“公知时代”的知名作者，对自由主义的科普和推广做出过相当的贡献；李英强则是“立人大学”的创建者，在自由主义的行动者中算是重量级的人物。另外，江湖人称“阿姨”的刘仲敬，也在2016年皈依基督教。刘仲敬虽然与自由主义者来往不多，但其保守主义倾向显而易见。他曾经论述基督教在历史中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精神支持，更在于提供“组织资源”，而这在中国的抗争者里是严重稀缺的。

到了2020年，基督教在右翼自由主义者那里的地位，已经今非昔比，周濂对此有所刻画：“华人川普主义者普遍接受了亨廷顿的这个叙事；随着川普当选引发的保守主义热潮，尤其是杰瑞·纽科姆的《圣经造就美国》、拉塞尔·柯克的《美国秩序的根基》、《保守主义思想》陆续引入中文世界，愈发坚定了他们的这个观点。即便是在2020大选尘埃落定的今天，自由学者萧三匝依然在《川普主义已经赢了》一文中指出，‘川普主义的实质，毫无疑问，就是源自伯克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既关注人权，更关注人权的基础——神的主权。’在这个意义上，萧三匝认为川普虽然输了，但川普主义必将胜利，因为它是恢复山巅之国的荣耀的必由之路。”

右翼自由主义者的基督教化对左右之争当然是有影响的。一方面，这加剧了另一边的不信任，左翼自由主义者怀疑这些对基督教信仰如此执着的人，是否还称得上“自由主义者”，是否还会坚持“思想自由”，是否能宽容无神论者和LGBTQ等群体。事实上，有一些基督教自由主义者正是因为这其中的冲突，所以干脆放弃自称“自由主义者”。另一些基督教自由主义者，有些表达总让人担心他们有建立“神权政制”的想法，至少，他们希望基督教能具有美国的福音派那样对公共生活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基督教也给了右翼自由主义者更多的语言武器，用来攻击一切“左”。如今，“左右之争”在他们看来变成了“正邪之争”，对“左”的妥协变成了对撒旦的屈服。郭于华的那篇自白再好不过地展示了这点，她认为此次美国大选，不仅是川普与拜登、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党派之争，而且是关乎“美国的成败、美国的国际战略地位、甚至人类命运的重大选择”。她甚至放言：“真相和真理比输赢重要。故不以成败论，而以是／非、正／邪、善／恶论；只能选择站在正义一方，没有中间立场和中间道路。”所谓的“非”、“邪”与“恶”，自然就是“左”：“左与共（产主义）通，诉诸于人性之恶，不会消亡于一时。如果人类自己选择走向深渊，谁也无法阻挡。”

川普现象之所以能引发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的大分裂，一个是他身上集中了大部分左右对立的焦点，比如他主张减税政策、反对政治正确、宣布自己的基督教信仰，每一样都为左翼自由主义者所怀疑，也为右翼自由主义者所推崇备至。不过仔细推敲起来，因为川普而引发中国自由主义者内部如此大的撕裂，确实是让不少旁观者感到意外，毕竟他并不是亨廷顿所说的“自主式的保守主义”，或者说，他根本就不像是个有原则的保守主义者：他对基督教的信仰没有多虔诚，对美国的建制也持有很多机会主义的态度，而且他的许多言行所引起的争议，并不仅仅是左右信念差异的问题，而是对民主制度本身也造成了相当负面的冲击，尤其是2021年初川粉攻占国会，更是将围绕着他的矛盾推到了至高点。

2020-2021年的这场自由主义内部的“左右之争”，是这四次论争里规模最大的一次，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自由主义左右翼分立的格局正式成型，但分立之后是进一步的撕裂还是对话与联合，如果是后者，那又如何可能？这是放在自由主义者面前的一个难题。随着川普逐渐远离总统之位，他所引起的论争可以继续，但他所引起的对立情绪，确实没必要再继续了。

左右之争的原因

到了2020年代，自由主义的左翼和右翼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粗略来说，右翼自由主义依然信奉自由市场和小政府，反对福利主义，但比起它1998年浮出水面的时候，增加一些新的内容，那就是对政治正确的拒斥和对基督教信仰的强调；左翼自由主义离周保松刚提出的时候也有了不少的变化，它如今对不同维度的弱势群体的权益都予以考虑，不仅包括阶层上，也包括性别和族群上的，同时，它对激进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有更大程度的接受和思想准备。

自由主义的左右两翼变化至此，并不仅仅是因为这四次“左右之争”，不如说这四次论争只是起到部分的推进作用，其他的因素还包括：

新左派让出左翼的知识空间： 严格来说，新左派并没有放弃原有的左翼立场，但他们对这些立场的坚持也愈益标签化，基本可以概括为“反资本主义”，带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另外，涉及这些立场的争论已经不是他们在学术上关注的重点，正如我们在第一节所说，他们后来的问题意识，一方面是“国家主义化”，致力于维护中国国家体制，另一方面是“保守主义化”，将20世纪的左翼运动和中国革命作为一种景观和传统重新诠释。这就使得左翼的知识空间和实践空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真空，其实践空间由非国家主义的左翼青年所填补，其知识空间则由左翼自由主义所占领。

部分自由主义者有意的保守主义化： 自上世纪90年代，就有一小部份知识分子有意地引入西方的保守主义思想，这其中的一些，比如蒋庆，将其用来发展自己的政治哲学体系（政治儒学），并推进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发展，另一些，比如刘军宁，则将这种西方的“保守主义”充分阐释，并影响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按照刘军宁等人的说法，这种保守主义才是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正统，其在近代以来之中国的缺席，是一系列悲剧的根源。

罗尔斯式的自由主义： 中国左翼自由主义的诞生与罗尔斯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周保松本人就是罗尔斯的研究者，他所提出的“左翼自由主义”，最初也是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一种阐释。大陆最早承认自己是左翼自由主义者的学者，比如周濂和刘擎，都不仅受到过罗尔斯政治哲学的影响，而且也都在这个基础上对左翼自由主义进行阐释。2014年在香港召开的“左翼自由主义与中国”会议，与会者大多有一些罗尔斯研究或分析政治哲学的背景，这种知识背景对于后续中国左翼自由主义的发展，可谓影响深远。

西方自由派和保守派之划分的引入：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中国人对于西方的政治运作和政治派别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一些在海外（主要是美国）的华人知识分子和中国留学生，也将这些西方的政治常识进行了传播。以美国的“左右之争”为例，“左”主要指的是自由派（liberals），“右”主要指的是保守派（conservatives）。自由派一般支持较高的福利，支持少数族裔的平权运动，支持女性的堕胎权，支持禁枪，支持LGBTQ的权利，支持更宽松的移民政策；保守派则反之。不过，自由派不等于民主党人，保守派也不等于共和党人。民主党里有一部份比自由派要更左一点，而保守派属于共和党里比较右的那一部份（当然还有更右的）。在中国的语境里，liberals又有一个特殊的翻译，叫做“白左”，它与“政治正确”一样，经常被中国的网民嘲讽。应该说，中国左翼自由主义和右翼自由主义的分化，与西方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划分脱离不了干系。

大环境的变化，压迫加剧： 自当今领导人上任以来，自由主义的发展就江河日下。国家针对高校里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出台了“七不讲”，针对在舆论场上风头正健的“公知”，封禁了大量大V的账号，针对到处死磕的“人权律师”，制造了“709事件”，针对接受境外资金的NGO，出台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慈善法》，针对不接受收编的地下教会，修改了《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大环境日益逼仄，自由主义者的心态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有的自由主义者想退守自己的“私人领域”，这便有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争；另一些自由主义者，想通过更具组织性的方式“曲线救国”，这便使得基督教会里的自由主义者数量激增；还有一些，想要通过与其他激进力量的联合，来实现自由主义的突围，这也为打破自由主义的一系列教条做了准备。当然，这样的大环境也会让一些自由主义者产生严重的心理失衡，比如认定另一边的存在，是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或者将大部份的希望寄托在美国政治的变化。

中美社会运动的兴起： 从2013年开始，美国兴起了“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对美国盛行的针对非裔的种族主义进行了广泛的揭露和抨击，然而这场运动在中国互联网上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正面评价，中国网民普遍认为这是美国“政治正确”愈演愈烈的表现。由于受美国的保守派影响，中国的右翼自由主义者对这个运动也是怀疑多于支持，这为后来左右两翼围绕“政治正确”的争论埋下诸多伏笔。2017年，#MeToo运动从美国的好莱坞蔓延到世界各地，到了年底，中国也出现了自己的#MeToo案件，在2018年达到高峰，至今方兴未艾。这些社会运动的兴起，不仅放大了自由主义的左右两翼的分歧，而且也使得中国左翼自由主义出现了进一步的演化和整合。

经过2020-2021的川普主义与反川普主义之争，自由主义的左右两翼撕裂严重，虽然已经过了两三年，但对立情绪依然难以消泯。然而平心而论，左翼自由主义与右翼自由主义依然有相当多的共同点，这也是它们依然都能称为“自由主义”的原因。这些共同点包括：

个人主义： 虽然左翼自由主义支持社会再分配，而右翼自由主义越来越强调“组织”和“社群”，但两者的根基还是个人主义，正如朱学勤在自由主义浮出水面的宣言所说的，“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

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 左翼自由主义者认为绝对的放任自由会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而这涉及社会正义，即便如此，他们依然不会否认，市场经济要优于计划经济，市场机制只能受到限制，而不能完全取消，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经济自由，也关系到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左右的分歧在于经济自由是否是最根本的自由，以及对自由市场的限制要达到什么程度。

宪政、法治和民主： 左右两翼的自由主义，都不会否认宪政、法治和民主对于自由主义的根本意义。朱学勤所说的依然适用：“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左翼自由主义者认为“代议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可能需要“审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补充，但不会认可毛式“大民主”。

其他的一些共同点包括但不限于：对大跃进、反右、文革持基本否定态度；认为中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而并非由于中国体制的优势和执政党本身的执政能力；反对中国以任何名目发动战争；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粉红民粹主义均持批判态度。

结语

自由主义的左右两翼，绝对不是正邪、善恶、是非之分，而是各有自己的优势和短板。右翼自由主义，其内部的基督教群体组织性强、意志坚定、心力充沛，不容易被高压打垮，正如王怡所说，中国的家庭教会是党政体制之外，硕果仅存的独立力量了；右翼自由主义对大政府有天然的警惕，这与当下执政党的大政府倾向形成鲜明对比。而左翼自由主义过于强调国家在再分配和平权运动中的作用，在宪政民主尚未建立之前，这样的强调会让人产生一定程度的错位感。然而，右翼自由主义对左翼自由主义的敌对情绪要更加严重，这体现在前者对后者的批判，总是有树稻草人的倾向，比如将左翼自由主义与老左派、新左派混同，或者通过引用一些不实的信息来批判左翼自由主义所认同的“政治正确”。右翼自由主义者里，“支黑”的比例也越来越大：“支黑”认为共产党统治的问题，只是中国问题的表征而已，所以不仅要反共，而且要反支（支那），他们要么认为中国是没救的，要么认为唯一的出路在于解体。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一部份右翼自由主义者对于一些群体的容忍度越来越低，比如女权、LGBTQ、穆斯林等，这使得他们与中国的主流网民越来越难以区分。

在另一边，除了大政府倾向容易在异见群体里引起反感，左翼自由主义还有诸多弱点，比如在地性有所欠缺，因为其初始的理论背景来自分析政治哲学，而分析政治哲学与中国人从小接受的知识体系差异巨大，且其主要构成者依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普通人的诉求和痛苦感受不足；另外，左翼自由主义人数稀少、过分分散、单打独斗、凝聚力弱，“左翼自由主义”的旗帜在那些实质持有左翼自由主义理念的人群中缺乏号召力，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比较明确地自我认同为“左翼自由主义者”；左翼自由主义与其他的进步群体，比如女权主义者和非国家主义的激进左翼，仍存在难以协调之处。左翼自由主义的影响力难以扩大，也很难在新的变革之中争得稳定的话语权。

2014年，共识网对陈冠中做了一个访谈，里面提到一种相当综合的左翼图景，不仅涵盖上述自由主义的左右之争的大部分面向，而且还涉及四次论争中未曾提到的环保、后殖民等问题。可惜他的这一个访谈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反响，不然左翼自由主义的进化速度可能要更快一些。值得一提的是，陈冠中在访谈中一直谈的是“新左翼”，而不是“左翼自由主义”，他自觉地将自己放在世界左翼的传统之中，但在其他地方，他也愿意自称“左翼自由主义者”。这说明“左翼自由主义”确实是结合了“左翼”和“自由主义”两个传统，而且正是这种结合，使得左翼自由主义蕴含着更多的活力和可能性。

应该强调的是，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左右之争”，并不是一种“问题殖民”，中国的左翼自由主义，也不是西方“白左”的中国镜像。左翼自由主义出现在中国，有其自身的土壤和机缘。而且，中国的左翼自由主义者也有自身的特殊性，比如对于“政治正确”的诸内容，他们的认同感并没有西方的“白左”那么高，这个和中国的“公共文化”的独特性和发展程度有关。最重要的是，如今中国左翼自由主义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依然是“反国家主义”，而不是“反资本主义”或“反保守主义”。

在未来，自由主义者的希望，除了在左右两翼的互相谅解，也在于两翼各自的联结基础。自由主义右翼里的基督教自由主义者，与基督教群体有着广泛的联结，而后者在中国有数千万之巨。自由主义左翼的情况则稍微复杂一些，其出路只有在于与反国家主义的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联合。左翼自由主义经过十数年的现实锤炼和与右翼的论争，在阶级和性别议题上，与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已经有较高程度的共识，具备一定的联结条件。

如果右翼自由主义也能意识到目前的迫切问题不是“反左翼”或“反政治正确”，那真的是皆大欢喜。